《蜻蜓眼》继续沿袭了作者这种优美的风格，以小女孩阿梅和奶奶的祖孙情为主线， 讲述了一家人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喜怒哀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贯穿全文的两把红色油纸伞，它是奶奶美好的青春回忆；阿梅幸福的童年时光；全家遭遇磨难时的不卑不亢；也是大家与奶奶做最后告别时的礼物。这两把鲜艳的红伞，如同两颗跳动的心。 即使故事的色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阴暗，两抹鲜红却丝毫不褪色，反衬出主人公旺盛的生命力和尊严。对人性纯真善良的赞美，洋溢在全篇优雅的语句之中，带给读者非常美好的阅读体验。

曹文轩在这本书里做了非常大胆的尝试，带着读者一起走出他的写作舒适区： 他将故事的背景从他熟悉的江南水乡搬进城市，还不是普通的中国城市，而是繁华的上海滩。对于中国，甚至全世界来说，上海是座独一无二的城市。我很喜欢美国幽默专栏作家帕翠莎马尔斯的评价 “纽约是个不夜城，上海连坐都不坐，这不仅是因为无处可坐哦。”  那些乡村里的人需要担心的由大自然带来的磨难，在这本书里已经不再是最直接的威胁。比如，《青铜葵花》里惊心动魄的水灾和铺天盖地的蝗虫，对于《蜻蜓眼》的主人公全家来说，只是诸如粮店缺货，或者是因物价飞涨而被迫典当掉心爱之物这样的窘境。城市里唯一不缺的是人，以及由人带来的烦恼和摩擦，甚至是磨难。再加上时代的特殊性，让这篇文章挑战性更大。写惯了“天灾”的作者没有回避这些人为的问题：阿梅的钢琴比赛临时被取消，阿梅的堂哥因为样貌被歧视，爷爷为奶奶种下的杏树被砍掉，奶奶的祖传饰物“蜻蜓眼”被有预谋地霸占。

就如同《白雪公主》中既有恶毒后母的毒苹果，也有帅气王子的拯救之吻。在曹文轩魔法棒一般的笔下，家和家人之爱让所有的“人祸”都变得微不足道。爷爷奶奶的家叫“蓝屋”，是一栋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三层洋房，“蓝色的瓦，门窗也是蓝色的，海洋般的蓝色”。那里飘着醇美的咖啡香气，院子里开满杏花，欢声笑语夹杂在钢琴曲和留声机的音乐中，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在读《蜻蜓眼》之前，我有幸翻阅了美籍华人插画家杨志成先生的自传体绘本《爸爸造的房子》，它以照片拼贴的形式展现出一个孩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洋房里的快乐童年，让我对蓝屋的理解更加形象化。虽然城里的房子比不上乡下宽阔，却精致而温馨。 给家人遮风挡雨的不仅是一间房子，还有女主人：来自法国的，优雅温柔的奥莎妮。中西合璧的家庭是作者为自己设置的第二个挑战。

小说的一开头就是从奶奶在马赛咖啡馆与爷爷的浪漫邂逅写起，以阿梅的视角去追溯这个法国姑娘与中国的缘分，陆续登场的保姆，姑姑，堂哥，父母，外公，都紧紧地围绕这个令人尊敬，如公主般高贵的人物。亲情之于中国人，那就像爱情之于好莱坞一样，是永不过时的话题。尤其是家人对彼此的牵挂和奉献。 因此，当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几十年前出现在中国的语文课本中时，老师们通常都会侧重歌颂男女主人公的美德和家人之爱。我初中时也是被他们对彼此的付出感动得流眼泪，长大后才思考这个故事可能还有其他寓意。《蜻蜓眼》中这种类似的桥段有许多：为了给十个孙子孙女们织新毛衣，奶奶拆掉了自己和爷爷的漂亮毛衣；为了安慰奶奶的乡愁，爷爷用劳力士手表换了一棵法国杏树；为了给奶奶治病，阿梅的爸爸妈妈当掉了她的高档钢琴；为了赎回钢琴，奶奶又不计成本地换掉了祖传的钻戒；爷爷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为奶奶用一块心爱的玉与陌生的外国女人换香水；外公则用自己心爱的六幅画，与霸占亲家蜻蜓眼的贪婪小人换回这个无价之宝。这些设定让整篇故事在中国式的温暖与和睦中展开，引起中国读者很大的共鸣。

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的花木兰，还是波利尼西亚的莫阿娜，都受到迪斯尼粉丝的欢迎。因为他们更在乎整个系列的整体性，而不是过分地纠结细节。创作团队在构思每一位公主或者女孩的故事时，我相信他们都充满敬意，力求通过多元化为儿童树立更多充满正向力量的榜样。相比之下，曹文轩的《蜻蜓眼》作为一部涉及政治运动的儿童文学作品，为小读者带来全新的多元化的视角，要承受比迪斯尼团队更大的压力。这本书能够出版，已经是对小读者们最大的尊重和诚意，更何况它的文笔优美到令人无可挑剔。

如果书评也可以像“冰桶挑战”那样，邀请别人来评价这本书。我最想邀请的是两位是演员刘烨太太安娜和梅子涵教授的女儿梅思繁。 一位与奥莎妮一样，嫁给了爱情，与中国丈夫在北京安居乐业的法国妈妈。另一位是从小生长在上海，如今定居法国的童书作家和翻译家。她的父亲儿童文学家梅子涵教授的获奖绘本《麻雀》，也同样是以文革时期上海弄堂的童年生活为背景，配上插画家满涛的画作，也是一篇发人深省的佳作。

当然，这样的比较研究，是我作为一名从来没有在上海长居的成年读者，对书里提到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关系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我也相信小读者们在读了《蜻蜓眼》这个如童话般美好的故事之后，收获的不仅是感动，还有探寻真相和接受事实的勇气，这可能也是所有童书作者的初衷和对后辈们的美丽祝福。